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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憑什麼罰我”的人越來越少瞭 一位交警眼中的上海交通治理之變
早班7時上崗，徐匯公安分局交警支隊機動大隊民警劉人傑連續跑瞭好幾個過去的交通違法高發點：虹梅路江安路，肇嘉浜路天鑰橋路，華山路虹橋路，無論是此前常見的違法停車，還是取證存在難度的違法變道都已明顯減少，交通秩序好轉，道路也較過去順暢。
從2012年1月正式成為一名交警站上馬路，到親歷去年開始的上海交通大整治，劉人傑清晰地感受著上海交通治理這些年來的變化。
意識之變：
對不起，是我疏忽瞭台灣電動床工廠
2012年1月，我第一次作為交警站上馬路，第一個任務是參與衡山路宛平路的交通管理疏導。高安路一小就在宛平台灣電動床工廠路上，我至今記得那裡早晚高峰接送孩子的場景：一到上學放學時間，宛平路建國西路上停滿瞭接送孩子的車輛，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盡快疏散這些車輛，恢復道路暢通。
建國西路是一條單行道，盡管我們辟出一條車道給傢長臨時停車，但仍有駕駛員將車停在逆向的非機動車道上，影響非機動車騎行。當時有騎車市民拉著我說： 路都被違法停車占瞭，交警到底管不管？ 我跑去處罰違法停車，駕駛員理直氣壯地回答我： 我送孩子上學，不停這裡停哪裡？停在這裡的車多瞭，你憑什麼隻罰我一個？
憑什麼隻罰我一個 是我剛當交警時，最容易聽到的抗拒處罰的說辭之一，這也從側面說明一些交通違法行為 易發難管 。上海交通治理從傳統註重 排堵保暢 到更加註重 嚴管嚴罰 ，可謂抓住瞭問題的根源。
去年4月上旬，上海交通大整治剛剛開始不久。我在滬閔路桂林路路口查處機動車實線變道，遠遠發現一輛出租車涉嫌違法變道。我把車攔下來，駕駛員是個老司機，連聲問道： 隔那麼遠你能看得清？你有視頻監控探頭？我查過的，這裡沒有探頭。沒有證據你憑什麼罰我？ 言罷竟然向周圍經過的市民喊： 警察沒有證據也想罰款，不是瞎搞嗎？ 這樣的情況並不少見，過去我們在交通執法管理時，一些駕駛員不僅不肯配合，還辱罵推搡交警，甚至因此鬧到派出所。
嚴格執法必須規范執法，嚴管嚴罰必須講求證據。我平時在路口執法時，特別是針對實線變道、闖公交專用道等瞬間性交通違法行為，會將警車停靠在視野合理位置，打開行車記錄儀對常發、多發、易發違法行為的區域進行不間斷拍攝取證，成為我們執法者的 記錄眼 。
當我向這名駕駛員和周圍群眾回放行車記錄儀上拍下的違法影像時，不僅當事人無話可說，也是在向周圍群眾傳遞上海交警執法的規范和力度。
規矩和風氣需要執法者嚴格管理來逐步塑造。經過這些年的努力，我發現上海交通正在出現積極的變化：說 憑什麼罰我 的人越來越少，需要派出所增援的時候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不少違法者一被交警攔下，反而主動道歉： 對不起，是我疏忽瞭！
技術之變：
執法從錄音錄像到人機互動
我工作之初，上海已經為每位民警配備瞭一支錄音筆，記錄執法全過程既是對民警的監督，也是對民警的保護。然而錄音筆畢竟隻能部分還原現場狀況，有一次，我查處一起機動車違法停車，按程序請駕駛員出示駕駛證和行駛證。沒想到我正在翻閱時，對方竟然一把將證件搶走，再不肯和我對話。直到我呼叫增援警力到場後，駕駛員才終於交出證件接受處罰，整個過程耗費瞭半個多小時。
2014年，我們一線民警全部配備瞭可以拍攝視頻音頻的執法記錄儀，2016年記錄儀再次升級，性能更加穩定。我也由此形成瞭新的執法習慣：先取證、後核查，先固定、後查處。
路面的電子警察、指揮中心的視頻巡邏平臺、龐大的數據分析系統 上海交通管理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我們一線交警就是要讓這些技術的價值獲得最大程度的發揮。每逢專項整治、酒駕查緝、夜間設卡等集中行動，我們會提前趕到路口、路段勘察地形和路面情況，報請支隊視頻監控室將監控探頭拍攝方向調整至執勤區域，讓 實兵 與 視頻 形成人機互動。
有一次，我和同事查到一輛無牌機動車闖紅燈，我一拿到駕駛員的駕駛證、行駛證後，不是立即開具處罰決定書，而是習慣性地將證件在取證儀前停留片刻，人員身份、車輛信息記錄就有瞭視頻記錄。就在我們準備用警務PDA核查信息時，駕駛員竟搶過證件跳上車，飛速離開。我們立刻報告指揮中心呼叫前方崗位攔截，同時調出執法記錄儀中的駕駛員和車輛信息。
經過一比對，我們就明白這名駕駛員如此慌張的原因 他的駕駛證記分已超過上限。隨後，我們通過視頻固定下來的信息，與這名駕駛員取得聯系，為他權衡交通違法和刑事違法的利弊。經過規勸，這名駕駛員主動找到我們接受處罰。
理念之變：
另一種源頭治理模式在探索
從警5年，從 排堵保暢 到 交通違法行為大整治 ，今年春節之後，我明顯感覺到上海交通違法數量在大幅下降：過去我在虹梅路江安路，一個高峰時段能抓到20輛實線變道的車輛，甚至有人敢在黃線處直接違法調頭；如今再到這裡，這樣的違法行為降至個位數。
另一個明顯的感受是，道路交通狀況持續向好。有時我會回到5年前最早上崗的衡山路宛平路，這裡來接送學生的車輛依然那麼多，可是流轉率明顯提升，車輛幾乎全部即來即走，遇上沒有車位，不少傢長會繞一圈再來，他們說： 違法成本有點高。
這裡是一處典型的上海中心城區路段：道路資源極其有限，但交通出行量之高與現實成反比。傳統的解決思路是到附近 挖掘 可供停車的支小馬路以滿足需求，但這樣的 挖潛 遠遠無法徹底滿足城市龐大的交通需求量，一些專傢也預見 交通資源越多，吸引車輛越多 的集聚效應。
源頭解決 是否隻有滿足需求一種方式？我想，上海交通治理正在探索另一種 源頭解決 模式：通過資源合理利用，約束駕駛員設計合理的出行方式，有限使用私傢車，更多利用公共交通、慢行交通出行。
在上海這樣一座超大型城電動床市，每一個市民都是交通參與者。交通的治理除瞭包括交警在內的政府部門管理、企業單位的參與，更離不開所有市民出行理念和行為方式的科學轉變 這樣的轉變，何嘗不是另一種 源頭治理 ？
電動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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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班7時上崗，徐匯公安分局交警支隊機動大隊民警劉人傑連續跑瞭好幾個過去的交通違法高發點：虹梅路江安路，肇嘉浜路天鑰橋路，華山路虹橋路，無論是此前常見的違法停車，還是取證存在難度的違法變道都已明顯減少，交通秩序好轉，道路也較過去順暢。
從2012年1月正式成為一名交警站上馬路，到親歷去年開始的上海交通大整治，劉人傑清晰地感受著上海交通治理這些年來的變化。
意識之變：
對不起，是我疏忽瞭台灣電動床工廠
2012年1月，我第一次作為交警站上馬路，第一個任務是參與衡山路宛平路的交通管理疏導。高安路一小就在宛平台灣電動床工廠路上，我至今記得那裡早晚高峰接送孩子的場景：一到上學放學時間，宛平路建國西路上停滿瞭接送孩子的車輛，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盡快疏散這些車輛，恢復道路暢通。
建國西路是一條單行道，盡管我們辟出一條車道給傢長臨時停車，但仍有駕駛員將車停在逆向的非機動車道上，影響非機動車騎行。當時有騎車市民拉著我說： 路都被違法停車占瞭，交警到底管不管？ 我跑去處罰違法停車，駕駛員理直氣壯地回答我： 我送孩子上學，不停這裡停哪裡？停在這裡的車多瞭，你憑什麼隻罰我一個？
憑什麼隻罰我一個 是我剛當交警時，最容易聽到的抗拒處罰的說辭之一，這也從側面說明一些交通違法行為 易發難管 。上海交通治理從傳統註重 排堵保暢 到更加註重 嚴管嚴罰 ，可謂抓住瞭問題的根源。
去年4月上旬，上海交通大整治剛剛開始不久。我在滬閔路桂林路路口查處機動車實線變道，遠遠發現一輛出租車涉嫌違法變道。我把車攔下來，駕駛員是個老司機，連聲問道： 隔那麼遠你能看得清？你有視頻監控探頭？我查過的，這裡沒有探頭。沒有證據你憑什麼罰我？ 言罷竟然向周圍經過的市民喊： 警察沒有證據也想罰款，不是瞎搞嗎？ 這樣的情況並不少見，過去我們在交通執法管理時，一些駕駛員不僅不肯配合，還辱罵推搡交警，甚至因此鬧到派出所。
嚴格執法必須規范執法，嚴管嚴罰必須講求證據。我平時在路口執法時，特別是針對實線變道、闖公交專用道等瞬間性交通違法行為，會將警車停靠在視野合理位置，打開行車記錄儀對常發、多發、易發違法行為的區域進行不間斷拍攝取證，成為我們執法者的 記錄眼 。
當我向這名駕駛員和周圍群眾回放行車記錄儀上拍下的違法影像時，不僅當事人無話可說，也是在向周圍群眾傳遞上海交警執法的規范和力度。
規矩和風氣需要執法者嚴格管理來逐步塑造。經過這些年的努力，我發現上海交通正在出現積極的變化：說 憑什麼罰我 的人越來越少，需要派出所增援的時候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不少違法者一被交警攔下，反而主動道歉： 對不起，是我疏忽瞭！
技術之變：
執法從錄音錄像到人機互動
我工作之初，上海已經為每位民警配備瞭一支錄音筆，記錄執法全過程既是對民警的監督，也是對民警的保護。然而錄音筆畢竟隻能部分還原現場狀況，有一次，我查處一起機動車違法停車，按程序請駕駛員出示駕駛證和行駛證。沒想到我正在翻閱時，對方竟然一把將證件搶走，再不肯和我對話。直到我呼叫增援警力到場後，駕駛員才終於交出證件接受處罰，整個過程耗費瞭半個多小時。
2014年，我們一線民警全部配備瞭可以拍攝視頻音頻的執法記錄儀，2016年記錄儀再次升級，性能更加穩定。我也由此形成瞭新的執法習慣：先取證、後核查，先固定、後查處。
路面的電子警察、指揮中心的視頻巡邏平臺、龐大的數據分析系統 上海交通管理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我們一線交警就是要讓這些技術的價值獲得最大程度的發揮。每逢專項整治、酒駕查緝、夜間設卡等集中行動，我們會提前趕到路口、路段勘察地形和路面情況，報請支隊視頻監控室將監控探頭拍攝方向調整至執勤區域，讓 實兵 與 視頻 形成人機互動。
有一次，我和同事查到一輛無牌機動車闖紅燈，我一拿到駕駛員的駕駛證、行駛證後，不是立即開具處罰決定書，而是習慣性地將證件在取證儀前停留片刻，人員身份、車輛信息記錄就有瞭視頻記錄。就在我們準備用警務PDA核查信息時，駕駛員竟搶過證件跳上車，飛速離開。我們立刻報告指揮中心呼叫前方崗位攔截，同時調出執法記錄儀中的駕駛員和車輛信息。
經過一比對，我們就明白這名駕駛員如此慌張的原因 他的駕駛證記分已超過上限。隨後，我們通過視頻固定下來的信息，與這名駕駛員取得聯系，為他權衡交通違法和刑事違法的利弊。經過規勸，這名駕駛員主動找到我們接受處罰。
理念之變：
另一種源頭治理模式在探索
從警5年，從 排堵保暢 到 交通違法行為大整治 ，今年春節之後，我明顯感覺到上海交通違法數量在大幅下降：過去我在虹梅路江安路，一個高峰時段能抓到20輛實線變道的車輛，甚至有人敢在黃線處直接違法調頭；如今再到這裡，這樣的違法行為降至個位數。
另一個明顯的感受是，道路交通狀況持續向好。有時我會回到5年前最早上崗的衡山路宛平路，這裡來接送學生的車輛依然那麼多，可是流轉率明顯提升，車輛幾乎全部即來即走，遇上沒有車位，不少傢長會繞一圈再來，他們說： 違法成本有點高。
這裡是一處典型的上海中心城區路段：道路資源極其有限，但交通出行量之高與現實成反比。傳統的解決思路是到附近 挖掘 可供停車的支小馬路以滿足需求，但這樣的 挖潛 遠遠無法徹底滿足城市龐大的交通需求量，一些專傢也預見 交通資源越多，吸引車輛越多 的集聚效應。
源頭解決 是否隻有滿足需求一種方式？我想，上海交通治理正在探索另一種 源頭解決 模式：通過資源合理利用，約束駕駛員設計合理的出行方式，有限使用私傢車，更多利用公共交通、慢行交通出行。
在上海這樣一座超大型城電動床市，每一個市民都是交通參與者。交通的治理除瞭包括交警在內的政府部門管理、企業單位的參與，更離不開所有市民出行理念和行為方式的科學轉變 這樣的轉變，何嘗不是另一種 源頭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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